一、置身所在的結構
如果我們能夠跟他者閒聊，代表我們彼此已經有一個置身所在，比如：我們不會跟火星人談選舉。是一個置身，讓我們如此這般存在。
說話是一個動作。比如：「明天下午三點有沒有空？」代表背後有一個「需要有人載我到車站」的動作。所以我們都是用話語在行動，或是說話語本身就是行動。寫論文也是一樣，是在開路，在論述一件事的同時，就是打開一條路走過去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讓理路過去。
經驗是一團東西，但話語是一句一句講出來。仔細觀察，講話有一個順序，是被組織起來的。一般可能會用腦神經功用來說明語言的形塑，但現象學的途徑是描述經驗所在，置身到經驗中，而非回到原本談話事件的事實性處境（exactly的那個東西）。當我們一講話就容易進入意義當中，所以要從裡面退出來，將語意先擱置起來，他在心理師面前呈現什麼，就是「他在跟心理師講話」。
維倫老師分享《現象學的力量》一書當中的個案。講話代表出一個行動，而督導給的建議跟個案的話語內容無關，要做的是如何跟個案產生交往與連結。解謎對治療一點都沒有用，所以不要把個案的問題看成謎題，自己當成解謎者。
二、觀看言語的狀態
在分析時可以使用訪談稿的原文，講話當中的停頓、暫停都有意義，這當中就會看到潛意識。通常我們在謄稿的時候，會有很多腦補，盡量要把語句當成動作，不能直接用摘錄方式，很多時候再重述一次，意義就不見了。
在對談中，一個問題，下面就有一個回答。談話其實會有一個同步序列，才可以繼續進行下去。過程中，先不馬上進入意義，而是觀察講話的樣子或動作，比如：有人習慣修補、修整語言，像是：「我記得是昨天⋯⋯嗯，喔不是，是今天下⋯⋯喔不是，是明天，是明天啦，對，明天下午。」，把閱讀轉到行動上，像是「語言行動」（Speech Act）。
問問題其實就是在控制別人的思考，比如：看到學生怎麼都還沒打掃，如果問：「怎麼還在這邊玩，打掃了嗎？」這時學生被這樣一問，不管有無打掃，可能都會說有打掃；但如果是請學生帶著去看打掃的地方，看到沒掃，就跟學生說趕快打掃，這時候學生就不會說出欺騙的話了。所以維倫老師說，學生會欺騙，其實是被老師問出來的。（這讓筆者聯想到藏傳佛教辯經的模式，如果語言是一種行動，那一問一答就是一種行動，也是導引，所以那不會只是單純文字的爭論而已）
看到說話者跟我們說話的位置，他在哪個位置？一個是已逝的現場，一個是當下受訪的現場，當下的現場是要面對，也是看得到的。話語不是只看字典上的意義，而是在脈絡中，觀待前後句的關聯，比如：當說「明天下午三點有空嗎？」回答：「怎麼了？」另外說：「頭有點暈暈的。」回答：「怎麼了？」雖然兩句都是回答「怎麼了？」但在不同語境脈絡中，回答的意義是不同的。
在語境中，前面的語句已經限定一個框架了，每句話都為下句話打開一個意義，所以話語是會被賦予意義。我們在看的時候，就需要看出哪些脈絡讓意義如此這般出現。比如：當台灣人和美國人對話的時候會有兩個位置，一個是台灣人本身的位置，另一個是和美國人在一起的位置，這時就會出現誰高誰低，這是一個普遍的結構與位置，並不是哪一個是正確的問題。
要把整個話語結構變成一個整體，連結性才會出現。整合是一種跳躍，而不是推論。那樣的拼湊，比較像是在拼一個沒有整體圖像的一千片拼圖，因為沒有設定固定的意向。
而社會上論述也會有相似的語言結構，比如：看小燈泡與鄭捷兩個時間點的報紙，主題都是一樣的，都會討論廢死不廢死、精神疾病患者的辨識與社會相容議題⋯⋯等，選舉時的論述也是一樣情況。可以說，所有人其實都會被同一個論述所支配，而這些講的論述都是「市面」上的論述，而所謂的思想家或語言家，才是能創造出新語言論述的先行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