宛霖老師今天上課引用《負傷的敘事者》（暫譯，目前無中譯本）（The Wounded Storyteller）一書，講述癌症患者的身體語言。
那生病的身體有什麼好談的？但其實「身體不是沈默，但是它不會說話。它不使用語言，但會招來語言。」（ The body is not mute, but it is inarticulate; it does not use speech, yet begets it.）那要如何聽到身體的語言？
老師舉了幾本美國著名醫療人類學家凱博文（Arthur Kleinman，1941~）的研究和著作。當中提到凱博文研究中國文革後的身體疼痛經驗，發現在那個大時代的背景下，當時的中國人是用身體疼痛來表達內心的憂鬱，而提出了「社會受苦的症狀」（symptoms of social suffering），意即身體要說的是文化的故事、因子，是如何摺進身體裡面，在那個文化裡面是否有不可言說的受苦經驗，只能用身體的疼痛而呈現。
老師還舉了凱博文另外一本著作《道德的重量》，當中提到一位被診斷有PTSD的戰爭軍官為例子。當進行治療到一個時間段時，他說不想再繼續療程了，他覺得問題不在這些症狀上面。那為何這位軍官想終止呢？後來才知道，原來當時在戰爭中，為了要攻佔敵區，進入一間醫院，看到一位軍醫，軍醫知道生命即將結束，大無畏地舉起投降的雙手，面對那雙清澈的雙眼，軍官為了要執行任務命令，於是開槍射殺敵軍的軍醫，爾後，那一雙清澈的雙眼就一直反覆出現在這位軍官的夢裡。
對這位軍官而言，如果將症狀去掉的話，那些在戰爭上失去的生命就沒有意義了。因此，那不只是身體的一種受傷，而是道德上的一種受傷。有時的受苦，是只有自己一個人才能知道的，這時候不是只安慰說：「這不是你的錯」、「當時也是逼不得已」，而是需要一種「見證」──我們跟他一起看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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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還提到四種普遍的具身／體現的問題（Four general problems of embodiment）：
• 控制（Control）
• 身體關係（Body-relatedness）
• 與他者關係（Other-relatedness）
• 欲望（Desire）
再將四個問題用四個象限呈現，而分為四種身體。（後面兩個省略）
第一種身體：規訓之身（The disciplined body）
身體遭遇到第一個危機：失去控制，當這時會想把控制權拿回來。所用的方法即是完完全全地遵照醫囑，目標是為了「我要痊癒」，大部分是出現在初診斷或診斷中的病人。而如果遵照醫囑，代表失去對身體的控制，與身體是分離的，並不會聽身體的聲音，跟身體是沒有感情的，就像機器一樣。
經常出現的語言，都是跟醫療相關的字詞，比如：我今天喝了多少安素、晚餐吃了什麼、血球數量多少、昨天退燒、藥名是什麼⋯⋯等。即是把身體當成客體、物體，和身體是遠離的，個案並沒有在說故事，只是在說醫療的術語。目標只是想當一個好病人，完完全全的一個好病人。這時如果沒有控制好，會對醫生、自己、世界憤怒，而臨床上要讓患者找到可以控制的部分，提醒哪些部分其實有做好。
第二種身體：支配型身體（The dominating body）
這時會覺察到身體不可控制，對於這樣的身體會是憤怒的、分離的，而且和別人的關係是拒斥的，也會對他人失控，且憤怒會朝向照顧者與醫療者，藉由力量來定義自身。通常會在癌症晚期、末期會展現出來，呈現一種「生命鬥士」的狀態，會戰到最後。臨床可以做的是嘗試承接住病人的痛苦，即便這時的憤怒是無的放矢的，要試著知道患者在當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憤怒，其他旁人做什麼都沒有用，有時只要留在現場看著個案就可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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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臨對患者的心態及疾病敘說：
- 有時病人準備好了，但我們沒有準備好。看到沒有看過的現場，會嚇到、愣住，其實病人都會感覺到。當個案已經把身體都交給我們，但我們有準備好嗎？要如何面對？
- 要照顧別人之前，要先照顧自己，比如：寫日記。不是僅僅單純嘗試把自己寫出來，而是對自己的一個探問。很多樣貌的呈現，是下筆前不知道的，一邊寫一邊才展開，寫完才會知道，隨著書寫不斷解構自己，這就是書寫的原理。
- 說自己故事：有兩個部分，一個是說故事者的自己，一個是被說出來的自己。這兩個會有一個距離，此時就會產生出一個反思的自我。書寫也是如此，會有一個反思的角度，打開一個可能性與想法，更何況是兩個人的對話。
- 對病人而言，能讓病人在說的過程，找到屬於他自己的可能性。
- 病人其實大部分的對話，都在回答醫生的問題，和自己的個人故事是不同的，在生成醫療專用的術語的同時，其實已經開始遠離自己的故事，而自己就會漸漸消失在裡面。因此，讓個案能說出故事，是心理師很重要的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