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其實，我觀察，這次更重要的目的，是讓兩校甚至三校之間，有多一點的學術交流，特別是在學生群當中，所以郭老師那邊有三位學生到，政大哲學系的另外兩位佛學相關的教授也到，還有兩位法鼓的博士生也到，其他則可能是旁聽維倫老師課的學生，這樣的組合，從事後的用餐人員組合也可以看得出來。
在聽講座的過程中，我覺得能夠聽懂一點點，絕對不是我在華嚴領域當中的深究，而是因為參加了如性法師開設的課程與共學後，對於思辨與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，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力，當然，還包含了許多中觀與《釋量論》的學習，很多類似的概念都有想過，只是論述的角度與語言不太一樣。
這當中，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我經常聽到學者們都會用一個用語，叫做「這是我將來要處理的問題」，從這個地方就可看出，學者們治學的態度，就是要先引發出問題意識，然後沿著問題意識一步一步爬梳、釐清，最後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與敘事手法，形成出一篇正統的學術性文章，然後再經歷其他學者的詰問、激化，或能通過某些期刊的審核，最終證明自己在某個學術領域的研究，是有公信力、影響力、權威性，但這當中，我發現可能不常被看到的貓膩，就是「師承」。（當然，這是對於有信仰者的一種反思，而不是對一些無信仰學者的要求）
彷彿，在學術界當中，很容易用「公正審核」機制，以及個體對知識深入與梳理建構的能力，來確認自己的實力，但這當中，「善知識」在治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排除掉指導教授、學校老師之外，撰寫論文本身，可以列為依止善知識的修行嗎？似乎不太明顯，反而是在佛法的聞思修當中，比較容易有依止善知識的味道存在，令我好奇的是：這兩者之間，為何會顯現這樣的差異性？
或許，這也是為什麼，當我完成了對僧伽進入學術領域的相關研究、參加三壇大戒，以及進入《釋量論》的學班後，我發現，我與學術圈漸行漸遠，而且也發現學術發表會與研討共學的收穫大相徑庭，完全無法比較。
始終，出家人還是以法為滋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