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起幾年前到花蓮參加人文心理學新生代研討會，那次提到了很多關於「家」的研究，多少苦難的現場都在華人家庭倫理受苦的情境下所展開，而這次又提高到「國家」的層次，更加複雜且多面向，確實是一次不容易的論述展開。
｜第一天｜
「中間的聲音不見了。」
「來訪的人， 其實在外面，
可能有不可忽視的暴風雨。」
過往在心理治療當中，是相當個人且鎖定在診療間當中的心理世界中，但不可忽視的是，個案是從外在的大世界走到診療間的小世界，會不會真正的問題，是個案整體的存在世界與生活結構，隱隱約約地，正在影響著當代人活著的狀態。
｜轉型正義｜
在第一天的會議當中，有討論到「轉型正義」這個詞是否有需要做調整？以及還有機會調整嗎？如果要調整，可以用哪些字眼會更加契合，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汪宏倫學者嘗試提出「超克過去」（overcoming the past）和公民修復、公民領域（The Civil Sphere ）等概念，從「誰可以被視為合法的公民？」提高個體對身為合法公民的身份認同感，不過，公民領域存在的前提是，需要有一個外在民主、安全的政治共同體，如果外在的政治共同體受到影響，當中的公民領域將會消失。
雖然理論是如此，但因為台灣有其特殊性，像是藍綠不可共量與共存、生存威脅與急迫性，而前兩者都與外部因素有關（操之不在我），以及「顏色政治」和對「中華民國」的多種看法，找不到政治共同體的「奠基時刻」，都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，不斷面對「台灣為何物？」「我到底在什麼地處？」而感到多重及反覆性的存有拷問。
關於轉型正義當中的修復與療癒，第一線工作者彭仁郁老師就提出了建立安全感、哀悼與回憶、重新連結，而關鍵是怎麼連結？跟誰連結？在她提出的「創傷心景考古學」理念中，就試圖在臨床田野中，真實落實在關係中的聆聽，以及透過貼近受苦主體的手工實踐，來達到創傷療癒。所以她認為關係中的聆聽倫理，可以作為民主深化的日常實踐，所以結論是要打造「日常照顧倫理的民主文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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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維倫老師在回應中也提到：對未來有一種肯定的語言嗎？當回答「我們是誰」時，我們真的可以回答出來嗎？維倫老師提到過去他的博士論文，是研究在美國的華人後裔，後來發現，不管是台灣去的或是中國去的，到最後都有一個相同的存有結構，就是「渴求」（hunger），都在面對著一個不被允諾的未來。由此來說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，不管是藍是綠，彼此有不同的政治理念，或者是說在這裡的台灣人，以及在對岸的中國人，其實都存在一種相同的結構，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，和尊者常說的理念相同：不管如何，我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目標，就是「離苦得樂」。
丁興祥老師則是從「聽故事、講故事」切入，必須把自己的故事說完和被聽到。要你講、他講、大家講，學習放下自己去聽別人講故事。所以眼前可以練習敘說，試著透由敘事的相遇，來達到「視閾融合」的相互理解，同樣地，丁老師也提出能夠說出故事的一種日常生活倫理，用「挪動視框、移動情感」八個字來做總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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｜小感覺｜
下午場則是在政治味道濃郁的講說後，有一場關於語言文化研究的〈沈默、口音與「小感覺」：極化社會的情感政治〉，讓氣氛瞬間進入了詩意當中。由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亞洲研究所的湯舒雯博士分享了「台灣風格」是如何在中國剛改革開放時期，對音樂、電影、文化的影響，像是：「白天聽老鄧，晚上聽小鄧」、無以名狀的「小情感」⋯⋯這些看似喃喃自語或是能找到被語言攫取的情感，都是在一個時代下的特有文化顯現。
｜首日心得｜
- 出家人出了家，如果要真的了解民間疾苦，不只要了解小的家庭，還要了解大的國家。
- 人的所在，不只是在一對一的場域內，而是對方置身的所有空間，甚至整個世界。
- 會談室的經驗可以復刻到室外嗎？
- 心理治療能否臨對巨大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變動嗎？
- 我們不就是在大世界中陷落了，才走到治療室裡嗎？到了治療室內，心理治療可以給予整個文化或身份認同的支持力量嗎？還是最後依然要走到社會學、人類學、歷史學的範疇內得到答覆？
- 政治與國家的穩定，是否提供給個體穩定存有的重要基礎？